人們在欣賞不敷金碧、不施鉛華的宜興茶具時,往往會聯想起宜興制陶業的鼻祖——載西施泛五湖的春秋名人“陶朱公”范蠡以及手持“提梁”行吟山水之間的宋代大詩人蘇東坡。
然而,凡是認真談及紫砂茶壺,就必定會提到“供春壺”。
供春,是個人名,即龔春,明代弘治、正德年間人,學憲吳頤山的家僮。
吳頤山,名仕,字克學,與蘇州唐伯虎等友善。正德甲戌年(1514年)進士,後以提學副使擢四川參政。
據記載,吳頤山未中進士前,讀書宜興金沙寺(在今宜興湖滏鎮)。
書僮供春“給使之暇”,發覺金沙寺僧人將製作陶缸陶甕的細土,加以澄練,捏築為胎,規而圓之,刳使中空,製成壺樣。便“竊仿老僧心匠,亦淘細土,摶坯茶匙穴中,指掠內外”,做成“栗色暗暗如古金鉄”的茶壺,這就是後來名聞遐邇的紫砂茶壺。因壺為供春所制,通稱供春壺。供春壺開創了宜興茶壺的新天地。供春,才是實實在在的、有名有姓的第一個製作紫砂茶壺的大師。
供春原先只是個“賣身為奴”的家僮,姓什麼,今已不考。當時因做茶壺出名而被主人吳頤山恢復了自由人身份,但世無“供”姓,“久而有名,人稱龔春”(《玉石瓠》),供、龔同音也。然而在所制的壺上落款,仍題作“供春”。
這是因為作為藝術珍玩的題識,“供春”比“龔春”文字意境高雅得多,內涵也深刻得多。
供春對於紫砂壺的製作藝術和流傳有首創之功,供春壺在當時已是十分珍貴。
《陶庵夢憶》中即云:“宜興罐以龔春為上”。
供春壺一直是作為藝術珍寶,被秘藏於名門大族之家,被文人吟詠記載於文賦之中,被輾轉流傳到海外,被作偽者精心仿造。但作為陶器,它又易於毀壞,幾百年來,傳說越來越多,真正存世的卻極為少見。
供春壺究竟是怎樣形態的壺?幾乎成了一個歷史之謎。
人們一直懷疑,在中國,究竟還有沒有真正的供春壺?
其實,在我國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內,就藏有貨真價實的供春壺。
說起來,還有一段傳奇故事呢,而且與我們蘇州大有關聯!
原來在五十年代初,文物鑒定家、書畫家吳雨蒼先生,奉調蘇南區文管會工作(辦公地點在今蘇州市拙政園內)。
1952年前後,著名愛國人士儲南強先生(儲安平之父)從宜興到蘇州,由吳雨蒼先生接待。
儲老身穿寬大衣袍,長髯拂頷,風度瀟灑,一口宜興土話,聽說文管會要設宴招待,便對吳說:“不要多備菜餚,一菜一湯一飯可矣。”
當時的拙政園枇杷園內,有三間平房,並設有小灶。
遊客可以隨意點菜小酌,菜餚花色不少。
文管會之所以決定在此招待儲老,是因為周圍環境幽靜,比較高雅,但最主要的還是儲老對中國的文物保護頗有建樹。
例如,儲老傾其家產整修宜興善卷洞、張公洞,是善卷洞、張公洞風景名勝的開發人。而且,這次是專程來蘇向國家捐獻平生收藏的數十件文物,除了“洞天四寶”(印章)外,還有一件國家重寶,這就是明代的“供春”紫砂壺!
儲老親自向吳雨蒼先生介紹了這把供春壺的來歷。
原來,這把供春壺的造型,頗為奇特:外貌如樹癭累疣。
由於年代久遠,表面蒙污,被撇在蘇州冷攤一角,無人問津。
約在1927年、1928年光景,儲老在蘇州雜貨地攤上發現了它,拿起壺體仔細把玩,發現壺柄旁有“供春”二字的刻劃,心中不免一動——儲老心中明白,最早造壺,並沒有在壺底刻年號或印章的習慣,一般都只是用尖竹片戳刻制壺者姓名於壺柄。
直到制壺名家時大彬,才開始將姓名刻在壺底,但仍不用印章,不記年號。此壺壺柄有姓名刻劃,壺底卻無年號,很可能真的是把古壺。
儲老當時便向攤主瞭解該壺的來龍去脈。
據說是紹興傅叔和家中流出,而傅家此壺原為西蠡黃氏所臧。
黃氏證實,該壺曾由蘇州吳大徴家收藏,而吳又得之於沈鈞和處。
經幾番考證,確係明代供春原作云云。
儲老在蘇州時還隨身帶有一本記錄簿,親筆記述了各種文物的發現經過和考證過程。
關於供春壺的來歷,儲老也是這樣親筆記錄的。
是吳雨蒼先生將其與儲老相應捐獻的文物一一對照過目後,記錄簿與捐獻文物一起隨同入庫。
後來,捐獻的文物又由蘇南文管會移交給南京博物院。
北京建成中國歷史博物館後,向全國徵集國家級文物,供春壺入選,並於國慶十週年前夕送至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
但儲南強的記錄簿至今仍保存在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早些年曾出版《國寶》一書,其中就刊登了儲老捐獻的多種文物(包括供春壺)資料及圖片。
當時吳雨蒼先生一邊看記錄,一邊又仔細鑒定了供春壺的全部體貌:壺為赭土黃色,砂胎,表面七凹八凸,結累如疣,胎體較薄,很輕,不像現在一般砂壺那樣厚重。誠如前人(據云是吳頤山侄兒)寫的《陽羡茗壺賦》所云:“彼新奇兮萬變,師造化兮元功,信陶壺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
供春壺的壺蓋,也值得一提。
當初,吳大徵得到供春壺時,已無壺蓋,於是請制壺名手黃玉麟重配了一隻呈北瓜蒂狀的壺蓋。
後來著名山水畫家黃賓虹見了,認為樹癭壺身配北瓜蒂蓋有點不倫不類。
儲老便請現代制壺名家裴石民重新做了一隻樹癭壺蓋,略如靈芝狀。
在壺蓋的周邊外緣,刻有潘稚亮(潘序倫之兄)兩行隷書銘文:“作壺者供春,誤為瓜者黃玉麟,五百年後黃賓虹識為樹癭,重為蓋者石氏,題記者稚君。”
供春壺之所以特別輕巧,據儲老解釋是:供春當日捏製陶壺時,所用的不是一般的陶土,而是寺僧洗手缸中沉澱的泥沙,甚至是手指紋螺中嵌入的沙泥,特別的純淨細膩,雜質少到最低的限度。紫砂專家顧景周另有一說:供春當日製壺時,起初是制着自娛的,胎體特別薄,而且是用小焙爐“試焙試燒”以文火烘成,並不是大窯內猛火燒的,所以火候十分到家,壺體因而特別輕巧。
儲老覓得供春壺後,十分愛惜,終日摩娑不已,並在宜興城外西溪築“春歸樓”保藏。
當年英國博物館聞訊後,願出價2萬元收購,被儲老婉絶;日本人更是覬覦已久,抗戰時,揚言要以8千元收買,儲老把它埋入深山地下,直到抗戰勝利後,才把它起出。解放後,終於讓它有了真正的歸宿。
後來,當代紫砂壺專家顧景周曾來蘇州“拜訪”供春壺,也是吳雨蒼接待的,顧景周衷心欽佩儲老的愛國行動。
顧還對吳雨蒼說:“現在各地發現供春壺的不少,但除此之外,還沒有發現一件是真的。
”吳雨蒼先生每回憶到這裡,總也是十分感慨,說:“近年在港台都有所謂供春壺的收藏者,但他們的‘供春’與儲老捐獻給國家的供春壺相比,不知如何?希望能有所布白。”
滿庭芳—供春六連瓶壺
六瓶連體,敦龐周正,質堅壁薄泥純。栗色闇闇,包漿自然成。更如古之鐵金,追三代、意在永恆。富貴土、一代宗師,五色信如神。
刻不求其全,迺能延年,飲之甘泉。銘文留華章,福壽綿綿。
一瓢相邀桐君,泛綠雲、共結壺緣。
人生夢,竟至於斯,飲水當思源。
現存於世的供春壺,已上書的有兩把。
一為樹癭壺,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七、八十年前,儲南強先生購於蘇州舊貨地攤。
原為蘇州吳大澂家藏,缺蓋。黃玉麟替儲配一南瓜壺蓋。
後黃賓虹識為樹癭,乃請裴石民另配一樹癭壺蓋。
狀如靈芝,並請宜興金石書法家潘雅亮在壺蓋緣四周刻銘:“做壺者供春,誤為瓜者黃玉麟,五百年後黃賓虹識為樹癭,重為蓋者石民,題記者雅君。”隷書。
然而,當代紫砂大師徐秀堂先生在其編著的《宜興紫砂珍品》一書中說:“……這把壺不可能是供春所作。……應該說這是儲南強和黃玉麟合作出來的一件藝術珍品。”
另一把供春壺為六瓣圓囊壺。現藏香港茶具博物館。這把壺亦有定論。
在草千里先生編著的《中國名壺珍品圖錄》一書中說到:“此壺為明代正德八年(1513年)作品。底款:大明正德八年—供春。冒名供春,實系仿作。”
黃玉麟的供春壺
無論是過去的文獻記載,還是當代的宜興紫砂業師傅們,都把供春當做紫砂壺的鼻祖來尊崇。
當然,按文獻記載,供春的技藝來自“金沙寺僧”。
但那位長者一則未留下名姓,二者並未在當時或其後形成氣候,終是由於供春技藝有加,再加上其主人吳頤山的原因,使其成為紫砂壺歷史上的第一位名家,坐定了“開山老祖”的位子。
也正因為如此供春壺特別珍貴,從明代後期以來的幾百年裡,一直是人們追求的奇珍異寶。
從目前已發表的所有資料來看,供春壺沒有出土過,只有少量的傳世品,被珍藏在有關博物館、紀念館或私人手中。
其中最為人們看好也最著名的有兩把︰一把為《樹癭壺》,藏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另一把為《六瓣圓囊壺》,藏香港茶具文物館。
下面主要擬就這兩把壺的真偽問題,對供春壺做一點探討。
樹癭壺應為黃玉麟作品
1.《樹癭壺》:壺身做松樹癭瘤狀。
壺把做樹枝分叉狀。把下有篆書款“供春”二字。
壺蓋做成番瓜蒂狀,蓋內有楷書“玉麟”印款,壺體泥質較細膩。
這把壺是宜興鄉賢儲南強先生於1928年在蘇州地攤上購買的。
他經多方調查考證,瞭解到此壺曾收藏於清末大藏收家吳大澄家。
他認為此壺是供春壺真品,蓋是清末制壺名家黃玉麟後配的。
畫家黃賓虹見此壺後,認為黃玉麟後配蓋是“張冠李戴”,就請民國時制壺名家裴石民先生重配樹癭形蓋,併為之題記。
儲先生是地方紳士,文化造詣較高,獲此壺後十分珍視,擬在宜興建“春歸樓”專藏此壺,後因抗日戰爭開始而未能如願。解放後,儲先生將此壺捐獻給國家。
由蘇南文管會(在蘇州)接收。後轉到南京博物院,再轉送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對於此壺是否為供春壺真器,過去專家們是深信不疑的。
近年來一些人提出疑問,我以為疑得有道理。
首先是做為開山鼻祖的供春,其當年制壺時工藝並不成熟,這些在上期文中已有所述,而這把壺的製作技術已十分純熟,從技術上看,真正的供春壺是無法達此高度的。
其次是泥料的細膩程度,也是供春時期所無法達到的。
再次,其款識也不對,在整個明代,紫砂壺落款者是用竹刀或鋼刀刻楷書款,在把梢上落篆書印款是不可能的。
還有一點應該強調的是,供春時期制壺是不用匣砵燒造的,壺與缸壇同窯,壺身肯定會有飛釉淚痕。
而該把《樹癭壺》全身乾乾淨淨,是裝在匣砵中專窯燒成的。
綜合看起來,這把壺不可能是供春真品,我認為,這只能是黃玉麟的作品。
其連仿供春壺都談不上,只是根據過去有關供春壺形的傳說,黃玉麟發揮想像力自己創作出來的。
黃玉麟是清末制壺高手,吳大澄曾專請他到家裡做壺達八個月之久,這是人所共知的史實。
故這把壺曾收藏於吳大澄家是極為順理成章的事。
儲南強先生不是文物鑒定家,其以一腔熱愛家鄉的情懷買了這把假供春壺收藏起來,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加上過去文博界對紫砂壺鑒定力量的薄弱,使這把“假虎丘”連升三級,直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殿堂。現在應該是還其真面目的時候了,但黃玉麟畢竟是紫砂大家,其作品還是有很高收藏價值的。
六瓣圓囊壺應為民初仿品
2.《六瓣圓囊壺》:壺身略呈半球形,豎向六出筋略呈蓮瓣形。
該壺泥料稍粗,有輕度“梨皮”效果。制壺技術嫻熟,應是打身筒後外表加模具擋成,再用工具修過。壺底刻隷書味很濃的楷書款“大明正德八年供春”字樣。
這把壺是香港著名茶具收藏家羅桂祥博士於五○年代初期在香港收購的。
羅先生一生喜愛收藏和研究紫砂器,在八○年代,他將其收藏的數百件藏品捐獻給香港市政局,建立起香港茶具文物館。
現在該館藏品已逾千件,而此件供春壺被當做該館的“王牌”藏品,其名聲極大。在大陸和海外的多本權威性紫砂圖錄或書籍中都予收錄介紹過,且給予名列前茅的顯要位置,有的書籍甚至於將其刊載於封面。
但我認為這把壺的真實性也是大可懷疑的,其理由大致如對《樹癭壺》的評判。首先是制壺技術過於純熟。
其刻款記載該壺製作於“大明正德八年”。按文獻記載︰供春的主人吳頤山是正德九年中的進士。
正是吳氏為考進士在金沙寺讀書,才使家僮供春有機會向金沙寺僧學做紫砂壺。因此即使是吳頤山真的在正德八年讀書於金沙寺的話,這一年供春也僅僅是一個向老僧初學制壺的孩子,怎麼可能有如此高超的壺藝?
更不可能有如此嫻熟老到的刻款。要知道比供春晚了大半個世紀的“超一流”紫砂大家時大彬,其早年還是請人書寫刻款,到了晚期,才做到運筆如刀、自己刻款的。
再將這把壺與嘉靖十二年吳經墓隨葬的提梁壺及萬曆四十年盧維楨墓隨葬的時大彬鼎足蓋圓壺比較,我們會發現其工藝竟比後二者還先進。
時大彬鼎足蓋圓壺有時大彬自已刻的款,並且該壺在出土的時大彬壺中,是上佳之品,應是時大彬的成熟期作品。
從正德八年(1513年)到萬曆四十年(1612年),時間上相隔整整一個世紀。
即使考慮減去下葬前的購壺時間,也差不多晚了七、八十年。
那麼,一個七、八十年前剛剛起步的孩子的作品,其技藝竟比一個七、八十年後的特大名家的成熟期作品還要成熟,這不是天方夜譚的事情嗎?實際上,由於供春的名氣大,從明代晚期直到今天,四百年來一直有人仿冒他的作品,且應該是以仿冒為主。這把壺為仿冒品應該是無疑的了。
問題是︰它仿冒於何時呢?由於看不到原物,根據各個圖錄發表的照片來看,我個人認為大致有兩種可能。
一是根據刻款的字體來看,其很像清代康熙年間瓷器仿冒明代作品時的落款字體。因此有可能是清代早期人所為。
另一個可能是在本世紀三○年代的民國初期,古玩市場火爆。當時的宜興紫砂高手蔣燕亭等人在上海仿冒了一大批古代名人壺。
我們見到的這類假貨,從明代的時鵬(時大彬之父)、時大彬、李仲芳、陳仲美、陳用卿、徐友泉、惠孟臣,到清代的陳鳴遠、王南林、陳曼生,幾乎歷史上所有的紫砂名家都被作偽了。
做為開山鼻祖鼎鼎大名的供春被仿冒,自然也是不足為奇的。
我認為這把壺是此時生產的可能性最大。真正供春壺的特徵
當這兩把“王牌”壺被否定後,也許有人會問︰你是不是在搞歷史虛無主義,認為供春也不存在呢?回答是︰否。
我認為︰根據大量的文獻記載看,歷史上紫砂名家供春應是實有其人的。
因此,供春壺也應該是有的,那麼供春壺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呢?
從考古材料和文獻記載推斷,我覺得主要應有這麼幾個特徵︰
一是它具有很大的原始性。
打身筒、鑲身筒和模具擋坯的技術此時都不可能出現,因此供春壺不可能具有上述技術特徵。其主要是手工捏製,然後用簡單的工具修整,甚至壺身上可見到指痕。
二是胎土很粗糙,顆粒不會細於60目。同時由於明火燒造,與缸甕同窯,燒成的器色不夠勻正,身上應飛濺有缸甕釉淚。
三是應該無款識。
因此,即使是真的供春壺逃過歷史劫難留傳至今,我們可能也非常難於將其鑒別出來了。
要解決這個問題,做為考古工作者,我們應特別注意明代中後期墓葬的出土材料。
特別是正德、嘉靖年間的墓葬材料,盼望有一天能像出土時大彬壺一樣出土一、二把供春壺。有了標準器,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這個供春小吧?
景洲供春
把印:顧景舟
蓋印:壺叟
六瓣圓囊壺
明.正德八年
高99毫米 口徑118毫米
底刻款:大明正德八年供春
香港茶具文物館藏
此壺泥土純淨,色澤暗肝,造型規整,技藝手法嫻熟,是件相當成熟的藝術作品。
底印:大明正德八年供春。
明正德八年為公元1513年,比吳經墓出土的提梁壺下葬年份還早二十年,距供春出生僅十三年左右。
這把供春樹癭壺的氣勢所在,自以為至今還沒有哪個能夠脫離出黃玉麟的供春的形體……儘管蓋變來變去,卻依然還是那個胎體,如果說還有所發展,也不過是讓其更加秀氣,卻始終尋覓不到金沙寺曾人的那種傲骨嶙峋的氣質……靈秀的供春樹癭壺卻顯露出其中的霸氣,贊!
來源:紫砂壺百科網 本文行家:naizuiheshui